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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论】“九十岁工程”—张彤云老师专访

2013-09-14 09:31:08 来源:南方艺术家网作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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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张彤云,在艺术方面、教学方面、人品方面都是一个完美的形象,她的学生 平常提起她来,总是心存感激。她有很扎实的基本功,画东西画得很深入,笔触很生动,色彩和造型也都掌握得很好。她特别有感情,特别动真情,她的作品是内心感情的一种转化,她不画自己不喜爱的、不触动自己灵魂的作品。一个人如果能从方方面面把自己塑造成一个非常纯粹高尚的人,不断向这样一个目标去努力并且付之于实践,这一点确实是非常难能可贵的,这就是张彤云的信念。

  南方艺术家网:张老师您好!您从事油画创作几十年,现已成为了著名油画家,回想起年轻时一定有很多感慨,您是如何踏上艺术之路的?

  张彤云:我家的书橱里还珍藏着我父亲年青时的一本钢笔画册《昆湖文伯学绘》。画面细密严谨,每一幅画老师都写了评语,“层次不差,阴阳线亦疏密不乱,可学可学”、“形式可观饶有笔致”、“得心应手,钢笔亦运用入法”、“层次清白天资过人”……“疏密浓淡线线入法,将来予当以画钵传之”。可惜他没有接受老师的画钵,读大学时学了理工,却把绘画天份的基因传给了我。

  我从小喜欢画画,喜欢收集接触到的各种美术图片和美术名作。常常临摹美丽牌香烟中附送的古装仕女图片,临摹香港及海外传来的圣诞卡上的圣诞树、圣诞铃和圣诞马车。我把捣碎的薄玻璃撒在画好后涂了一层胶的圣诞铃上,画面闪闪发光,和原品一样漂亮,得到人们的赞赏。高中时美术老师陈情在我的记忆风景画上批语“memory是深刻的,imagination是丰富的,一幅美好的田园诗画,盼你倍分地努力!”,还写条幅鼓励我“丰富的记忆,丰富的题材,浓烈的现实感。你的画是‘小说底’,盼你努力发展它,‘自然主义’的画作里,你将必然产生有价值的创作,我深深地期望着!” 高中毕业前,昆明旅法画家廖新学回到昆明,在云瑞公园胜利堂举办大型画展,在琳琅满目的临摹品和写生画间,我曾经梦想过我是否也可能在这里举办一次我的画展?!可是高中毕业后我因为其他原因考上了云南大学化学系。由于对化学实在没有兴趣,在1949年,学习成绩差我放弃了学业,跟随亲戚去了香港,想去看看自己生活以外的世界。原本是短期性旅游,碰上云南省起义,港昆航空突然停飞,不敢经土匪出没的广西十万大山由陆路回昆明而滞留在了香港。1950年我中学时同学好友严双光写信批评我,说我不应该在香港做“白华”(苏联解放时出走离国的苏联人被称为“白俄”),他告诉我北京成立了中央美术学院。怀着对新生祖国的向往与要做一个“对社会有用的人”的愿望,1951年到北京进入了中央美术学院,走上艺术之路,圆了我学画的梦。

  南方艺术家网:1951年,当时您已取得了香港身份证,为何毅然放弃稳定舒适的生活而回到艰苦的国内?

  张彤云:解放前的1943至1944年,我在昆明进的是一间贵族学校,同学多来自富裕家庭,多数是高官富商子女,当时国民党云南省政府主席龙云的女儿龙国壁就和我住同一个宿舍。她们的衣着穿戴、生活用品多为舶来品,来自香港和国外。出于好奇,使我因为对化学无兴趣放弃学习的1949年跟随亲戚去香港看看这不同于身边生活的地方。而1944至1947高中三年我是就读于云南大学附属中学。这是一间被称为“民主堡垒”的中学,聚集了不少省内外知识界的知名学者。特别是1937年抗日战争开始后,不少国内知识界的精英辗转来到我的故乡昆明,其中不少学者如郭沫若、李公朴、闻一多等都曾在学校任教或工作。我有幸高中三年接受了他们送来的精神食粮,他们不仅教给我们科学文化知识,更重要是使我懂得了要做一个什么样的人,懂得了一个人对社会应尽的责任,懂得了要做个对社会有用的人,在可塑性极强的青年时为我奠定了思想基础,培育了我一生的为人之道。在我滞留香港的时日,昆明解放了。我的家人、亲友、同学不断写信告诉我解放后的新人新事新气象:无论是人口稠密的闹市还是偏僻的小街巷都是路不拾遗夜不闭户;我父亲的工作转到人民企业公司重新回到他的机电老本行;母亲参加了街道工作,做了居委的妇女委员,因为工作成绩突出还当上了区人民代表,家里墙上挂满了她得的大红花;姐姐师范学院毕业后做了中学教师。我的好友严双光告诉我,北京成立了中央美术学院,正向全国各地招收学生……

  香港的生活是稳定舒适的,国内物质生活艰苦而精神生活丰盛,二者是不可拿来相比的。满载着对新生祖国的向往及自己喜爱的事业的追求,当然是毫不犹豫地回归了。

  南方艺术家网:中央美术学院毕业后,没有选择留在北京吗?

  张彤云:“老老实实做人,勤勤恳恳工作”是我的为人之本,脑中所想的是如何尽自己可能做个对社会有用的人。当年大学毕业是组织分配工作,而不是自己选择,很少想到留在北京、留在学院工作对自己前途有利。但我1954年毕业分配到中南美专后,56年中央美院丁井文同志到武汉,想调我回中央美术学院,我只是想着中央美院江丰院长为支援胡一川校长办好中南美专,把我这一届成绩较好的王恤珠、刘其敏、韩宝林和我分到了中南美专,既然分到中南美专就应协助胡一川校长办好中南美专,因而谢绝了丁井文同志调我回北京中央美术学院。

  南方艺术家网:在中央美术学院学习时,詹建俊、靳尚谊等与您是同学,他们现在都是油画界公认的大师、泰斗。您有没有后悔当时离开了北京?

  张彤云:1959年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出版了一本中央美术学院油画系供稿的《素描学习资料》,我的人体素描与詹建俊的一个人头像、靳尚谊的一个人体素描同时刊登其上,若能在北京“天时地利人和”地发展,我的成就可能不会比他们差多少。只可惜问题是我爱中南美专,而中南美专并不爱我。欠缺“天时”、“地利”,特别是“人不和”,我受到人为的排斥挤压使我未能为它做到人尽其才。但我没有被挤碎压垮,“自尊、自爱、自强、自立”是我的信条,我把全身心放在自己本职工作上,发掘学生学习中及自己创作过程中存在的问题,借鉴名家各派作画所长,学习实践论感性认识与理性认识的问题,找到了解决问题的根本办法,建立了自己的教学体系。但系里并不承认我。学校组织教师编写素描教材,要去了我的教学资料,人却排挤在编写组之外。79~80年文化部召开全国素描教学座谈会,全校有5个名额,却没有我这个二十多年油画系专职素描老教师的份。我以自己争取到的一个座谈会旁听资格参加座谈会,并在会上发了言,我的教学资料印了数十份在会上发放。系里曾经反对我的教学法,而我的学生的作业挂在教室墙上,浙江美院(1993年改名为中国美术学院)来拜访的老师看到后赞赏说:“这个办法好,这个办法好!”我在大礼堂举办素描讲座,礼堂后面的乒乓球桌上都坐满人,连礼堂窗户上都骑坐着来听课的人,而系及学院领导没参加。我任课的班希望我延长课时,不少进修班来要求我给他们上课,其他学校和一些美术班邀请我去讲座,校外及港澳台学生到我家里学习……到目前仍有二十年前、三十年前、乃至四十年前的学生来信来电话告诉我,感谢我当年教给他们的造型基础知识,在他们从事的不同美术专业中发挥的作用……

  虽然我没象詹建俊、靳尚谊那样戴上“大师”、“泰斗”的桂冠,但我却拥有如此庞大厚重的民心。足矣!

  南方艺术家网:您的作品有一部分是与您爱人合作完成的。您爱人也是著名油画家,为什么会选择爱人作为合作者?应该说您和您爱人有着相同的艺术感悟吧。

  张彤云:我与尹国良五十多年朝夕相聚,我们有着相同的人生观,有对生活相同的感悟,性格与技术上各有所长。他知识渊博,较多从宏观方面看问题,而我,心细周到,善于追寻微观细节。两人相互取长补短,是我们合作的优越处。

  南方艺术家网:1964年,您与您爱人到珠江农场体验生活,那段日子对您身心、创作思路有什么促进和改变?

  张彤云:面向生活,到工厂农村去了解工人农民和他们的生产生活,是从1951年就开始了。解放初期,中央美术学院的老师带领我们去过京西城子煤矿。当年煤矿还没有电动车上下矿井,工人们是从圆滚滚的原木钉成的木梯上上下下,他们整日在湿漉漉的矿井下吃饭、工作,把挖掘的煤块背出矿井。我看到了小小一块煤块的来之不易;到邯郸小冶陶农村,农民们“面朝黄土背朝天”的辛勤劳动,使我明白了为什么说“劳动创造世界”。工人、农民朴实而单纯,你对他们好一点,他们把心都交给你。我明白了为什么“小米加步枪”的共产党能战胜二百万美式装备的国民党而得天下。我决定了要把对爸爸妈妈姐姐小家庭的爱向外扩伸,决心要去爱广大的、值得我去爱的纯朴善良的人们。

  珠江农场的农民已经转变为农民工人了,他们不必为自己小家的生产问题担心,当时生活仍是清苦的,但他们仍乐观开朗。每天晚饭后,人们陆续到树皮做墙茅草盖顶的队部过他们的“夜生活”。在墙上挂满各类表扬的场地,姑娘们挤做一堆,男人小伙子们或吹口琴、或拉胡琴,由两位下乡的知青教大家唱歌,这里没有丝毫封建迷信的踪影,充满了朝气蓬勃的气氛。不会唱歌的老太婆也抱着孙子在这里凑热闹,老人和小孩吃着队部以五分钱一斤卖给他们的自己生产的甘蔗。喜爱文艺的我,代替了知青在“大厅”中央指挥唱歌,当唱到“咱们工人有力量,白天黑夜工作忙……”的时侯,他们扯直嗓门大吼。这种大声吼出自己豪情壮志的状况,你不能不为之感动。感动之余,我以我熟悉的语言绘画,记录下这群可爱的农民工人,把他们用画面表现出来。

  南方艺术家网:您还创作了一批以石榴、桔子等水果为主题的静物作品,这反映您的一种怎样的创作心态?

  张彤云:我爱和平,我爱阳光,我爱世上一切美好的事物。我要发掘一切美好的事和物,以视觉可见的形象让人们看到它、关心它、爱护它,从而热爱生活。

  南方艺术家网:现在您已是耄耋之年,还继续作画吗?

  张彤云:每当无所事事地过去一天,就感到白活了一天。“生命不息,战斗不止”,只要脑袋还能思考,手还能动,眼睛能看,就可以画画,可以写作,哪怕一天只工作两三个小时。我现在还有很多工作等着要做。我与军医学院的老朋友靳士英院长拉钩相约“九十岁工程”,我今年八十四,还有六年要工作。

  南方艺术家网:从1958年随中南美专迁校来到广州至今已经54年,广州的生活对您的艺术创作有什么影响?

  张彤云:创作的欲望,是对生活感悟、生活中某些事物激动而产生。哪里有生活,就可以在哪里进行创作。由于地域及经济生活差异,南北方农民气质上有明显差异。北方农民更纯朴,显得憨厚些。南方受外来经济影响,人们多会精干些。我58年前创作不多,中央美院毕业创作《紫藤花下》,57年初期创作《新老师来了》及一些宣传画、连环画,都没有强调地域特点。58年后的创作源泉是广东,如《高唱革命歌》,因此画中人物多偏向南方特点。这些人物多为我和尹国良与他们共同生活结识的朋友的原型,是真实的广东农民,并未有心去强调地域特点。我的创作中的人物大多数是根据内容而追寻的。

  南方艺术家网:当初您求学的时候,环境是艰苦的,一定有很多难忘的经历,可以说说吗?在求学的路上,谁对您的影响最大?

  张彤云:我之所以成为现在的我,是父母的言传身教及各个历史时期的老师们以他们微弱却神圣的烛光照耀着我,使我健康成长。我的父亲是位工程师,是个慈祥善良的知识分子,非常重视我和姐姐的教育,小学二、三年级便为我们请了家庭教师。我的母亲是位相夫教子、与人为善、乐于助人的知识妇女。我和姐姐从小便在父母的慈爱呵护下,尽情享受快乐的童年。

  父母的呵护,师长的教导都使我心怀感激,终身难忘。特别是在云大附中高中时期的程鸿渚老师,他是我高中三年级的班主任。附中当年高中男女分班,他是我们女高四班的班主任,是位中共地下党员,解放后任中央文化部办公厅副主任,改名程浩飞。他对我们亲如父母,关心爱护备至。我们班自诩为“北斗社”,程老师为我们编的班歌是这样唱的:“看我们不断地学习着,看我们快乐活泼,让北斗放出灿烂光芒冲破那里暗的阴影。担负起时代的使命,团结起被压迫的人们,勇敢地摒除一切障碍,掀起那民生的斗争!”他还写了一首长诗《女高四前景》,在诗中树立了烈士、教师、乡长、科学家等形象,我们女高四同学谨遵他的嘱托,并超额完成了他的预言。高中毕业时,我为女高四设计制作了一银质手链牌,人手一枚,北斗七星旁边写着“正直地活正直地死”。同学们恪守了这神圣的誓言。无论解放前或新中国成立后,大家无论职位高低,都是兢兢业业尽自己能力,发挥着自己的一份光和热,没出一个孬种!(此刻张彤云眼泛泪光)

  南方艺术家网:您在教学岗位上一待就是几十年,是位令人尊敬的老师,是什么让您一直坚持教学?

  张彤云:看着身边年轻人经你的帮助,从幼稚无知到成熟成才,他们毕业了,成名成家了,得奖了,年复一年的时光过去了,可见到你时仍然亲切地拉着你的手叫“老师”的时侯,这份感受是金银珠宝、物质财富永远无法换来的。我爱我的绘画专业,我按我过去的老师爱我们那样爱我的教学工作爱我的学生,我希望我能像过去老师培养我一样,把一个个年轻人培养成才。早在1972年我参与油画系的招生工作,为一位成绩优秀但“家庭有问题”而不于录取的考生锲而不舍地追查其作为中学教师的父亲的档案,澄清了莫须有的“家庭问题”罪名。录取后又阻止了考生原工作单位企图换取录取名额的念头,最终将这位考生录取,这位考生现在身为美国油画协会大师级画家、三藩市艺术学院研究生导师。他的名叫刘惠汉。

  我拥有五十八年的校内学生,我有校外学校及上门求教的学生,有港澳台的学生,有学生的残疾女儿的学生,有三个农村来的在我家当保姆现已美术学院本科毕业做了美术老师及设计公司老总的学生……我还有自己与公安厅联系而得到的、为使他们掌握一技之长回到社会后能自食其力成为合格公民的广州石井“少年犯管理所”的小犯人学生……我是富有的。我为我拥有难以计数的学生自豪,我为我能成为一个对社会有用的人而无悔今生。

  南方艺术家网:在生活中,您与您爱人几十年相濡以沫,无论是生活上还是艺术上,一定有许多有意思的点滴,有什么难以忘怀的经历?

  张彤云:我和他有缘五十五年相聚,半个多世纪的行程是苦难多多的。尹国良政治灾难多。1957年后“反右扩大化”,他差点被选中。当时在油画系里开会,尹国良和系里估计“有问题”的人已被送到农场参加劳动,我抱着手臂听着系里的人一件件数他的“罪状”,看着他们写的一张张最后联成一大版的大字报,报头画的是身为毒蛇一盘的尹国良。这版大字报一旦贴出,“群众”几次举拳高呼,便可荣任“极右分子”。随之而来的是取消户口下乡务农。我深知他正直坦诚的为人,许诺随他一起下乡当农民。当时是不知道还会有“平反”回校的后来。所幸的是这版大字报没有贴出,算是躲过了一场灾难。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漏网右派”尹国良被送进“牛棚”,幸好两派红卫兵打架,这群牛棚的“牛”自动解放。我带着他经历千辛逃难回到我的家乡昆明,远离了这场同志与同志之间的残酷斗争。1973~75年,内心郁积的东西太多、待解决的疑问太多,对未来的生死难料,尹国良得了严重的神经官能症(现在就叫抑郁症),不能读书、不能看报、不能画画、不能写字、不能与人交谈、一睡就惊醒,任何突发的声响都会令他的心脏狂跳不止,像只困兽般只能在屋里走来回踱步。我陪他跑遍了全市大小医院都治疗无效。我四处奔走,最后找上了精神病院,在与各种类型的疯人候诊的环境里,经医生治疗,才慢慢好转,最后痊愈。1988年尹国良已获重生,由油画系主任升任学院副院长。我们去美国看望在那里留学并获得“大纽约地区新人美术展览”的“金牌最佳创作奖”的女儿尹易。身为副院长的尹国良假期未满就回国了,我留在女儿身边多住一些时。在女儿家里我画了几幅静物油画。女婿把我的画拿去画廊,画廊老板是曾经推出过陈衍宁和陈逸飞的赫夫纳,他看了我的那几幅画连声说是好画,要我画二十幅交给他,他为我专门辟出一个画室展出。他曾经推出过一个陈衍宁、一个陈逸飞,完全可以再推出一个张彤云,这是一个成名的好机会。可是这时候正值“六•四”天安门事件时期,据说将对单位领导进行个别的甄别,我担心尹国良心直口快嘴无遮拦惹来麻烦,于是顾不上名利,紧急回国,再三嘱咐尹国良别惹事生非……名利与至爱亲情,在我的一生中,后者才是至关重要的。

  相比起尹国良,我的政治压力小,但体弱多病。我知道尹国良对我的关心,我们有心灵感应,我的病痛他会感同身受。这位大大咧咧的人,操心着我的病痛,按时为我拿药倒水,八十多岁的老头推着八十多岁的老太太的轮椅出门办事。我得了带状疱疹,为了减轻我的疼痛,他耐心地研磨丹药“紫金锭”,细心地弯着腰为我一块一块地抹在患处……能不被感动吗(此时张彤云眼中泛着泪光)!无论何时遭遇危难而环境又不利,两人都各尽己力相互支撑、慰藉、帮助、不离不弃。这是难能可贵的真实可靠的情感,这就叫做“相濡以沫”,通俗称为“爱”!我们五十五年相亲相爱、相携相扶、相濡以沫、未离未弃,度过了多少危崖险滩,换得今日幸福晚年。虽然现在年事已高,体力不济,但我们还是幸福的,我们是精神的贵族!

  南方艺术家网:艺术创作的道路和人生一样,不可能一帆风顺,在遇到困难、瓶颈的时候,您是如何度过难关的?您的爱人一定对您的帮助很大吧。

  张彤云:绘画创作过程从决定题材、构思、构图、收集素材资料到画草图,到正稿,到最后完成,每个环节都会有不少困难须思考,如改变构图、补充素材、改变画面某些效果……在绘制过程中不断“出现问题,解决问题”,对我来说,没有过不去的“瓶颈”。我和尹国良合作创作时会遇到困难,我们商量、研究,最后采取最佳效果方案。各人搞自己的创作遇到困难时,也会互相听取意见和建议,我们各有所长互相帮助,很难说你帮了我几斤,我帮了你几两。比如《千秋功罪》初稿是尹国良构图,从代表周总理的纪念碑向下俯视前来悼念的各类人群和花圈的海洋。天安门事件解冻后,我到事件发源地北京天安门寻找丰富感人的原材料。在夜晚安静肃穆的天安门广场,我征得守卫的解放军同志同意,躺在纪念碑前设想、感受当年轰轰烈烈的场面。而当时却是鸦雀无声空无一人,由“于无声处听惊雷”名句的启发,我产生了新的构图设想,连夜和在广州的尹国良长途电话商量了半个小时后,确定了现在画面“千秋功罪”构图设想。作品完成后取得了人们强烈的共鸣。我想,这很难区别划分谁有几分功,谁有几分劳。

  南方艺术家网:您的学生邵增虎说您是“蘸着心血作画”,您怎么看待学生对您的评价?

  张彤云:我无论对人对事,只要决定去做的就会全力以赴,特别是我为某人或某事所激动情况下,我会锲而不舍、执着地、真心实意地去完成,画画也如此。我的绘画创作,多是我对事对物亲身情感的寄托。《祖国》是1960年创作的。当年印尼排华,祖国派去接侨船其中一批归侨被安置在海南岛兴隆华侨农场。我当时带学生到这个农场体验生活,与这些归侨共同生活、劳动一段时间后,感触良多。从桩桩件件的人和事中我体会到了农场门口的大标语“伟大的祖国是华侨有力的靠山”这句话的真实内涵。祖国强大了,华侨在外可以挺直腰板做人,受到欺负会得到祖国母亲的庇护,哪怕是还贫困的母亲。我在这幅画中表达的就是这份慈母与游子之间的深情。构图从锣鼓喧天,领导亲自来接归侨的画面换成了归侨初见祖国陆地的时刻,缘于我1951年从香港归来,在火车上远远看见深圳山头飘扬的五星红旗时,心脏猛烈跳动欲破腔而出的激动。万千华侨对祖国的激情实际寄托了我对祖国深深的爱。画面左边双手握拳凝神远望的女孩,正是当年从香港满腔热忱回来求学,准备参加祖国建设的我自己。

  《千秋功罪》是我和尹国良用蘸着泪水的画笔为敬爱的周恩来总理在人们心中建立一座任何人也别想摧毁的丰碑。1976年周恩来总理去世,悲痛的人们自发到天安门悼念。花圈、诗篇、小白花、悼念者汇集成人群的海洋。“四人帮”不让人们悼念自己的总理,出动“工人纠察队”镇压。打烂花圈、撕烂诗篇、打伤悼念者,制造了“天安门惨案”,震惊一时。人心不可侮,人们用各种方式来表达对总理的哀悼与怀念。我和尹国良则用画笔描绘了我们的心声。这是一幅历时三年的作品,它孕育于哭别总理的眼泪里,诞生于天安门小白花前愤怒的诗歌中,它表达了亿万人民对敬重爱戴人物的爱,是我们对总理的真情实感。 《烛》是为表达对各个时期的老师们,他们不辞辛劳,淳淳教导,像蜡烛一样地燃烧自己,发出微弱却神圣的光使我能健康成长的老师们的感激之情。画幅表现的不仅是“燃烧”,更重要的是铺满桌面的聘书、奖状、感谢信等“燃烧”的价值成果,也是我一生的工作,自己一生追求的写照。 邵增虎是我上世纪五十年代的学生,1962年美术学院毕业后是我在广东美术界中取得辉煌成就的同行。五十多年来,我们常有接触,难得他能对我了解如此之深。能得到这样高层次、高水平专家的鼓励,我感到无比欣慰。我将更坚定地坚持我对人对事的“忠”与“诚”。

  南方艺术家网:您的《祖国》、《烛》、《千秋功罪》、《高唱革命歌》、《泉》等作品都是脍炙人口的佳作。您是如何定义一件好作品的?什么样的作品才可以称之为好呢?

  张彤云:我认为进行艺术创作应该具备三个基础:生活、思想和技法基础。 生活基础:一件艺术作品能引起人们共鸣才有生命力,无论是具象或抽象都要具有引发人们共鸣的内容。具象绘画中的具体形象,就像音乐歌曲中的歌词,让人很容易明白作品的内容。抽象作品则像音乐中的乐曲,以音阶调配、音量高低、节奏强弱快慢等组成的气氛效果,使人感受到欢乐、悲伤、急迫、抒情、辽阔等等的内涵。抽象绘画以非物象原形的某些形状色块、线条或色调、气氛或某些符号引起人们对生活某些似曾相识的场合而产生共鸣。李正天的《肖邦E小调钢琴协奏曲》,深蓝的背景,不同颜色、粗、细形状变化的线条、交错和谐的画面,懂音乐的人可从中感受到钢琴、小提琴、长短笛等的美妙合奏。

  能引起生活中人们的共鸣,让人理解、让人接受的创作本身应该是从生活中来,创作题材源于生活,所以创作者必须具备生活基础。 思想基础:丰富多彩的生活是多层面的,不同思想品德的人在同一生活中会获得截然不同的表现题材。有人感悟到积极阳光的一面,创作出有益于社会的作品,或发掘阴暗丑恶事物,以批判的手法揭露鞭挞,使人们警惕、反对。人们共恶之。而有人则对黑暗的糟粕感兴趣,披上绘画的外衣,摇身变为“艺术品”来污染社会。所以在艺术领域必须有道德底线。艺术工作者应具备爱国、爱人民、关爱社会、明辨是非的人生观,才能在生活中发掘、感受到并创作出积极的、有益社会的、使国家强盛人民幸福的艺术作品。 技法基础:有了有价值的题材,必须有很好的技法将想表达的内涵充分表达出来,才能产生出引发共鸣、震撼人心的好作品。 我认为能激起人们共鸣,有益于社会,使国家兴旺、人民幸福,推动社会前进的作品,不论画幅大小、表现的事物大小,都是好作品。

  南方艺术家网:在您所创作的所有作品中,有没有你最满意的?这些作品你认为好在哪儿?

  张彤云:我的画是我对生活的感悟,我被感动,我喜欢它才画它。但其中也有融入了特殊情感的作品。《祖国》是万千华侨对祖国母亲的眷念之情,从中表达了我对祖国深深的爱。《千秋功罪》是我和尹国良用蘸着泪水的画笔表达我们对周恩来好总理的敬爱与怀念。《高唱革命歌》这是我对广大朴实善良的劳动人民在生活艰难的岁月仍然满怀信心克服困难跟着共产党向他们向往的新生活前进的记录。《欢笑的山村》是我的亲身经历、亲眼所见,对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党对农村政策的颂歌。《烛》是我对每个历史时期以自己神圣的烛光照亮我使我健康成长的老师们的感激,及我自己一生对事业追求所在。《大桔》是我运用素描及色彩基础知识于日常生活中常见的物品,发挥全部造型知识因素的功能,表现了令人喜爱的特殊细节,证实了我的教学法的可行,增强了我对自己教学体系的信心。  

  南方艺术家网:很感谢张老感动人心的谈话,谈话期间您数次湿润眼眶,也深深的感动了我们,您的经历有太多太多值得我们后辈学习,您不仅是美术的老师,更是我们人生的老师,谢谢您!愿您的身体一直健康,艺术永远长青!    

  艺术家简介

  张彤云 1928年生,汉族,云南昆明人。著名油画家、教育家。1954年毕业于中央美术学院,曾任广州美术学院油画系及广东教育学院美术系教授,硕士研究生导师。中国美术家协会会员。传列入《广州美术学院名师列传》、《中国当代教育家名人大辞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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